围绕这二者，再加上《宪法》序言和总纲中围绕人民所设定的国家目标条款，构成了公私二元结构的三重体系：国家组织（政治建构）、基本权利和国家目标（如环境保护、生态文明），这三者均围绕人民民主目标的实现，但在规范层面构成了不同的侧面。
众所周知，监察权的运行，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需要通过财政拨付的公共资金来维持运转。对政府和审计机关来说，改革的可接受性比较高。
审计和监察都是腐败治理下的子系统，二者的共性均是运用权力制约与监督权力。在国家监察立法及配套法规中应当确立审计机关和监察委员会之间的协同机制，制定专门的监察审计协同立法，对监审协同的启动要件、范围、具体内容、流程等进行统一和明确，避免审计机关和监察委员会在协同问题上产生理解和认识的偏差。【中文关键词】 监察制度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审计机关和监察机关之间形成了相互监督的关系，审计机关作为政府的组成部分，必须接受同级监察机关的监督。监察委员会还将对审计权力行使的过程进行监督，确保审计监督工作的客观公正。
人民主权思想的核心在于承认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委托，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于人民的认可，主权的统治就是公意的统治……主权不外乎是公意的运用，[6]这是政治权力合法化的基础。两者的区别是（：1）从创设上讲，审计机关是宪法直接创设的，由宪法赋予监督权。[15]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收录于肖蔚云：《论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页
它包括社区等多方参与，人、财、物等多方面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教育部令第23号)第5条规定中，强调了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积极参与和支持学校安全工作，依法维护学校安全方面的责任。采用综合立法模式制定一部统一的学校安全法，也可以系统性地指导各类型、各方面的学校安全治理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全面梳理、拾遗补漏、臻于完善，以避免当前相关法律法规过多过杂、过于分散凌乱、存在诸多立法空白和盲点等问题。在社会安全语境中，促使学校安全责任从原先由学校或政府(主要是公安机关)事实上的无限责任向多元主体共同担负的法定责任的格局转变，使系统性地建构学校安全责任体系成为可能。
从学校安全协同治理多元主体谱系系统来看，社会其他主体应当成为学校安全治理的重要责任主体——因为，在社会安全的宏大语境下，学校安全协同治理模式最关键的是将原来由学校或政府(主要是公安机关)主导的安全服务或安全责任中的一部分转变为由社会力量担负。这种安全能力建设，目的是为了提升学校安全多元主体责任积极、有效应对安全挑战的自适应性。
社会安全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安全系统，包含了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且不说各阶段的划分、各阶段内相应责任主体权力责任的界定是否科学合理，仅仅其已表现出的在各阶段之间存在明显脱节而不能有效衔接的问题，就足以在这种各阶段间的权力责任缝隙中隐藏诸多学校安全治理的巨大隐患和风险——实践证明，很多学校安全事件正是在这些各阶段间的权力责任缝隙中得以酝酿、发酵、升级和爆发的。对《学校安全法》进行准确、科学的立法定位有助于立法框架与立法制度的设计，也是开展相关立法工作的前提条件，在确定法的结构和内容方面发挥着引导作用。从境外的有益经验和国内某些区域的先行实践看，在侵权责任承担的基础上，构建校方责任保险、学生平安保险和社会救助基金等有机结合的学校安全事故损害多元社会化救济制度体系，是解决学校安全事故损害救济问题的一剂良方。
社会安全能力建设的新发展框架，要求我们以社会安全相关理论为基础去研究思考学校安全治理问题，在防范和应对学校安全的各类突发状况中实现学校安全治理能力的提升，这也是学校安全立法的核心与关键。这是国外相关法律规定和实务操作中较为一致的做法。近年来，学校周边暴力伤害案件和校园暴力、校园欺凌、校园性侵等学校安全问题呈现多发、易发的态势并居高不下，学校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等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持续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已成为社会安全的热点和痛点问题。{3}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以及政府支持等在人才培养全链条和终身教育全系统中的融合需求和作用日益突出，其在安全方面的互动性和融合性也就变得更加紧密。
同时，也基于学校危机管理上存在着的国家政策、立法和行政方面的问题，主要是通知、文件传达主义，政府高高在上，订立一些规范手册发给学校，具体工作则完全依赖学校第一线，把工作责任全部推给学校，这种已经被屡次发生的事件证明是行之无效的做法，根本不能称之为具有实效性的安全对策。在其他关于学校安全治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之中，也都规定了政府、学校、家庭、社区、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的相应法律责任。
学校安全法的综合立法模式，有利于打破分散立法模式下各相关法律法规设定的对学校安全治理各阶段的划分及其对相应主体在各阶段权力责任界定等方面的壁垒或界墙，实现学校安全治理的全程融合。现有法律法规的立法位阶很低，过于分散，没有一部高位阶法律统筹指导各类型、各方面的学校安全治理问题，在学校安全治理上也存在诸多立法空白和立法盲点。
三、社会安全视野下学校安全法的立法模式 总览域外学校安全立法模式，主要包括分散立法模式和综合立法模式。另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学校安全协同治理，蕴含了具有可行性的安全评估手段，有助于法律实施过程中强化安全监督与反馈机制的构建，强调且有助于安全考核的量化——这意味着在学校安全治理过程中形成监督与反馈闭环系统。但是，分散立法模式下试图实现学校安全协同治理，却容易出现法律法规之间关于多元责任主体的权力责任缝隙，致使相关责任主体在学校安全治理方面权力不清、责任不明、留有空隙。它区别于过度简单依赖学校单一主体防治校园安全事件的校内保护型法律以及以政府(主要是公安机关)单一主体单独诉求外部单位予以干预的校外保护型法律，而是一种基于对学校安全是社会安全母系统中的子系统之一的认知，强化学校内外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法律。其前提是必须基于风险视角，在合理考虑多元主体的社会资源和胜任力的基础上，合理设定其在学校安全治理中的相应责任——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胜任力必须与其所应承担的学校安全治理责任相匹配，才能更加客观也更加立体化地构建学校内外互动的有效的安全治理机制，才能充分调动学校内外多元责任主体参与学校安全治理的积极性，并使实现学校安全应急管理常态化成为可能。它使一个团体或组织具有动态匹配功能，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以适应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的要素。
(三)综合立法模式有利于实现学校安全治理的全程融合 当前，诸多学校安全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对学校安全治理各阶段的划分及其对相应责任主体在各阶段权力责任的界定，颇像马路警察那样，各管一段，没有串在一起，缺乏综合性和全程性。早在1999年，全国人大代表就曾联名提出制定《校园安全法》的建议。
但是，在我国的相关制度设计和实践运作中，恰恰相反，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大多错误地被定位在学校，甚至定位在校园内，因而现实结果是校园内容易发生学生体育运动受伤、实验器材伤害、教师体罚学生、学生同侪欺凌等伤害事件，而一些损害极为巨大、影响极为恶劣的恶性砍杀学生等暴力事件却大多发生在校园之外。学校安全治理的全程融合，强调以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为理论基础，把学校安全看作是一个由应急功能设置、特殊风险管理、标准操作程序和应急救援支持保障等治理体系内容按一定方式组成的过程网络系统。
一方面，法律责任相当于法律义务。2012年，国务院曾将《校园(学校)安全条例》作为需要积极研究论证的立法类列入《国务院2012年立法工作计划》。
其中，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应当在社区，社区安则学校安。{8}24学校安全治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多元主体应当遵从的行为范式，同时也规定了违反这一范式需要承担的责任及其方式和程序，以期实现对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和指引，从而形成权利—义务—责任的法律模式，实现学校安全治理法律规范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在这一防控体系中，地方政府应当对学校安全协同治理工作承担主导责任，学校、社区、企业、媒体等多元主体参与，举全社会之力，多重措施并举共同治理以实现社区安全和学校安全。多元主体共同承担学校安全治理责任，全面统筹校园内部和学校外部的学校安全治理，内含政府与社会、组织与个人多种力量的协同行动，已成为学校安全治理的必然选择。
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当前由诸多关于学校安全治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所确立的学校安全治理多元主体责任分担机制中，也还存在各主体的法律责任刚性不足的问题。具体而言，社会安全与学校安全的关系可以从四个维度来概括：一是从引发学校安全的危险源的维度看，明显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除了校内危险源之外，还存在大量的校外危险源。
该多元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和政府及其之外的社会非盈利性组织、第三方机构、独立机构、私人及私营企业等社会组织及个人等。它是各类主体为了开发人的潜能，进而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的能力教育、培养、配置、使用、管理和激励等的活动过程以及作为主体的人在此作用下树立能力价值观，养成能力型人格，增强能力素质，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能力的过程。
{9} (二)构建社区安全风险防控机制 重学校安全风险防控、轻社区安全风险防控是当前学校安全治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2}57社会安全是由多个安全子系统组成的，涵盖范围极广，如：家庭是一个系统，学校是一个系统，政府是一个系统，社区也是一个系统……但在社会安全这个大系统下，学校与家庭、政府、社区之间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甚至相互融合的。
{4}它是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应对社会安全的治理理论，是针对社会安全风险控制提出的新思路，也是一种全新的安全治理模式。分散立法模式下试图实现学校安全协同治理，还容易出现法律法规之间关于多元责任主体的权力责任冲突，致使相关责任主体在学校安全治理方面权力冲突、责任暧昧、互相掣肘。这也是我们在制定《学校安全法》时必须予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二)综合立法模式有利于推进学校安全协同治理 当前，面对日益频发、多元、复杂、暴虐的学校安全事件，以学校作为主要责任主体的，以校园内部安全管理为主的学校安全管理机制已显得捉襟见肘。
当前，学校安全事故频发，不仅与学校安全治理多元主体的法律责任分担不科学相关，也与学校安全治理多元主体的法律责任刚性不足有关。[2] 问题在于，如何在这样多元而复杂的法律关系之间建构起科学合理的学校安全事故多元社会化救济制度体系？这个问题在当前的学校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在相关保险等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学校安全领域进行安全能力建设，既是对过去学校安全治理的经验总结，也是为了在学校安全治理上最大范围内寻求共识。学校安全形势的好转有赖于整个社会安全形势的彻底好转。
学校安全治理多元主体的法律监督不完善，缺乏执行力等，都影响了学校安全治理多元主体的法律责任刚性。而由于学校的相对独立性和自治性等特点，这些政府部门主要不是通过介入学校内部的校园安全治理而是通过协同构建社区安全风险防控系统，以此来维护和保障学校内部和外部安全的。